| [批评与回应]
《经济观察报》记者仇子明因为报道了上市公司凯恩公司关联交易内幕，遭到凯恩公司所在地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网上全国通缉，其罪名是“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”。记者据实客观报道，却被公安机关全国通缉，被通缉的记者四处求援，其家人也遭到威胁，记者本人不能上班，工作陷入停滞。
目前，浙江当地公安部门已经撤销对记者的通缉，但有四个问题必须要厘清：第一，记者的报道是否客观真实？有无通过捏造事实、诬陷或伪造证据而损害了该公司的商业信誉？否则该公司就有诬陷记者之嫌。第二，面对该公司的要求，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是否通过认真细致调查，掌握记者嫌疑违法或犯罪的证据？是否存在地方保护，甚至收受该公司的贿赂，从而使警察这一国家公器沦为该公司的家丁或护卫？第三，根据现有法律，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是否有权通缉记者，乃至于现有法律能否保障或侵犯记者的职务行为？第四，在现代国家，媒体记者是否既是公民，又是宪法和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象征？法律应该怎样保护记者的报道权？
对于第一个问题，如果记者的报道客观真实准确，那就不可能构成诬陷罪，没有损害该公司的商业信誉，而是客观真实，因此该公司才要“公关”封记者之口，使报道“胎死腹中”。反而是该公司提请公安局对记者进行通缉，对记者构成了诬陷罪；对于第二个问题，如果公安局没有认真调查，并无该记者违法犯罪的证据，那就公然违反了《刑事诉讼法》的原则，是搞有罪推定；如果前面两个问题不存在，那公安局就无权通缉该记者，否则公安局的行为也嫌疑违法，涉嫌乱用国家公器和公权力。相反，公安局应该先进行调查，掌握客观真实证据，保护记者客观报道事实、监督内幕交易事件，为公众披露事件真相，揭露该公司的内幕交易，将见不得阳光的东西大白于天下。
正如社论所说，保障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，不仅仅关系到媒体的报道是否可以顺利进行，也不仅仅是影响社会公众对公共事件的知情程度，常识需要不断重申，然而记者自己以及这个行业，都应该积极“雄起”，积极运用法律武器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如果记者的合法权益没有保障，公民又哪来的知情权与监督权？比如现实中记者无端被殴打的事时有发生，记者就不能选择隐忍，而应该积极维权，保护自己，又使违法之人受到法律的惩处。
在现代法治社会，在一般公众看来，作为国家公器的公安部门，应该积极保护记者客观真实报道的权利，保护记者的人身安全，也就是保护公民的监督权与知情权。无案通缉记者，乃法治之大忌，是在非法剥夺公民的知情权与监督权。在今天的中国，新闻监督不是太多，而是太少。对新闻监督的保护非常欠缺，也就是对公民知情权与监督权的保护还很不足，公权力对媒体诉讼还时有发生，这是在直接或间接地剥夺公民对事件的知情权与监督权，是与宪法相背离的。当然，我们一方面希望司法机关等公权力遵守现有法律和程序(包括对刑事诽谤的特殊限制)，一方面更期待中国出现针对新闻媒体的专门立法，以全面保障公民的知情权、表达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，并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权立法的进步。
□朱忠保
全球公众传媒摘编：GAN JADE |
